国共是,周树人与20世纪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政治知

2019-10-28 21:38栏目:新金沙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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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以下简称“成果文库”)连续出版八年,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品牌,代表了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2017年度成果文库共申报426项,入选39项。从学科分布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经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板块,其中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又有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从研究内容看,成果文库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致力于服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激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活力。

编者按

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

首先,成果文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出了多部促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017年度成果文库关注遴选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如《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历史、变迁与价值》,从思想史视角梳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逻辑,研究马克思独特的政治思想智慧与政治哲学,帮助人们更加全面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对于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涉及的重大问题、重要理念、方法论等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化作家文化动力思想进行研究,对于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回应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提高马克思主义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回到〈资本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注马克思思想重要文本《资本论》,把握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和实践智慧,为新时代政治经济学发展服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之际,本版刊登三篇相关研究成果,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记述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期更好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反映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和研究,已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和推动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鲁迅的认知和阐释,往往关联到对于文学政治、文化政治、民族政治、革命政治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不仅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其次,成果文库坚守“不忘本来”“不忘初心”的精神,致力于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该论断主要基于“8年抗战”体系而非“14年抗战”体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贯穿“14年抗战”始终。在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九一八”抗战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正如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所写:“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为鲁迅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价值提供新的解释,回答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丰富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政治变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时,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所以鲁迅必然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鲁迅到底受怎样政治语境的影响,与政治语境的关系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却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的发生,受制于各自结论发生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道路自身就具有特殊性,这决定着鲁迅能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对话”,从而能够“参与”身后历次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

国共是,周树人与20世纪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政治知识切磋。在新一批的成果文库中,有一批挖掘、展现、转化中华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瑰宝的标志性成果,关注了不同中国历史时期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例如:《群舒文化研究》研究群舒诸国从散居局面经吴楚争霸到最后统一全楚的全过程,弥补了江淮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于拓展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分期分区研究的领域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华简与古史探赜》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深入发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从基础史料和文本研究的角度促进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先秦逻辑新论》提出了先秦逻辑“正名—用名”论证类型,体现出一种价值逻辑特征,对于准确把握中国传统逻辑学科前沿发展状况,推进中国传统逻辑学科建设和创新具有基础性作用;《先秦说体文本研究》提出了先秦“说体”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打破了中国文学史研究固有的文类划分观念,揭示、呈现、增添了大量精彩的先秦叙事作品;《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与以往有关“古灵宝经”造作历史完全不同的全新认知模式,即实际上“新经”早于“旧经”,对我国道教研究贡献颇多;《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研究》则填补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空白;《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首次制作了西夏历与宋历的对照表,从而将我国西夏历日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研究》从法律关系等角度研究晚清中外条约,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和缺失,促进了国际法学,尤其是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对国际法影响的研究;《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从近代中国思想的整体及其同社会的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近代中国“自然”和“人”这两个概念同近代中国主要思潮、世界观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变化的影响;《中国近代小说史论》运用小说在创作、传播、理论、读者与官方文化政策共同制约下发展的全新研究模式,对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表《9·19宣言》:中流砥柱的起点

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在新一批的成果文库中,也有一批特定的历史地域和文化领域的研究巨著。例如:《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通过对我国特定历史区域塔里木地区现存文化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利用数字化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记录和保存,提出了资源传承、保护与开发的建议和对策,对于提升该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戏曲剧种研究》以中国戏曲为特定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对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戏曲诸剧种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它们的美学特征;在新一批的成果文库中,更有三部中国语言学的高水平论著,包括《汉语词类史稿》《汉语核心词语现状研究》《梵汉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词语研究》,汉语对传播中国文化、团结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三部著作从汉语词类史、汉语核心词以及特定佛经中梵汉词语文本研究的角度作出了贡献。

国共是,周树人与20世纪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政治知识切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共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当夜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9·19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等等。《9·19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

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可以将鲁迅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能够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弥补既有文学研究关于“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

在新一批的成果文库中,还有一批展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水准的基础性成果。例如:《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把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放在20世纪人类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性考察,探究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来源、主张和发展,展现实用主义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哲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阐释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借鉴意义;《当代神经美学研究》通过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的文献研究,分析比较神经美学的基本概念,揭示其独特价值与应用意义,进而结合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美学观,完善神经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对于提升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及思想框架、促进美学新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价值;《科学表征:从结构解析到语境建构》在分析表征概念、理论发展及其争论的基础上,对科学表征的各种说明理论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批判性分析,发现科学表征具有认知多样性,提岀一种以语境实在论为框架的语境同一表征观及语境叠加模型,给出了解决科学表征问题的新方法论;《生产控制的转换:消费社会与经济转型研究》通过探讨消费影响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与过程,建立了“消费结构论”的新观点,并试图建立“消费的经济社会学”;《质性社会学导论——基于本土经验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通过系统梳理中外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的成功经验,尝试建立起中国“质性社会学”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以往众多论著中,很少提及《9·19宣言》,而着力突出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应该说,两篇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并可以“作为大的历史运动坐标”的事件,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一在于该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二在于该宣言的发表恰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三在于该宣言初步奠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

就鲁迅研究来说,“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彰显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变动和鲁迅“文学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给鲁迅的特质找到新的依据,提供新的解释,揭示政治影响下文学建设的规律性。同时,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符号化”的鲁迅是如何参与后世文学建设之中,可以凸显不同时代由政治文化变动带来的文学思路的“交错”“转换”和“对话”,更有助于对现代文学“文学建构”规律性的探讨。

再次,成果文库坚持开放的视角,推出多部中国学人对西方哲学、世界历史、外国文学的研究巨著,致力于打造国外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国本土研究和中国话语。例如:《技术义肢与数字延异——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一书坚持和发展了构境论的思想方法,突出文本解读中的思想对话关系,将斯蒂格勒的理论置于当代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比较视野中予以独特解读;《古希腊铭文辑要》在中国的古希腊铭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对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历史轨迹进行整理,为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而未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史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为中国和平崛起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提供理论支持;《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创造性地把环境史和现代化研究糅合在一起,研究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并试图以此对我国的环境问题提出建议;《美国西部牛仔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在“西部牛仔的先驱”“非裔牛仔的贡献”“美国牛仔的罢工”等研究方面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英语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潮》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学评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综合比较和鉴别;《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将中国佛教文学置于与印度仙人文化不同的士人文化与文学传统之中,从而开拓了佛教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需要以中国抗战视角,更需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的远见和魄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加深认识。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在涉及相关政治文化问题时,要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它在鲁迅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政治文化之于鲁迅的关系时,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观照鲁迅文学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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