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近代短篇小说的复兴

2019-11-03 09:32栏目:新金沙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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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下午,应教育学院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邬志辉在田家炳812报告厅作题为《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学术报告。学院部分教师、教育博士、硕士研究生100余人聆听了本次报告。报告会由教育学院副院长李醒东主持。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始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世的都是长篇小说。冯梦龙“三言”的问世打破了这一格局,他还在《古今小说》封面上作“识语”为短篇小说宣传:“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短篇小说创作就此步入繁盛,从明天启年间到清雍正朝,作品总数已达六百余篇,较优秀者也不在少数。然在随后百余年里,短篇小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光绪末年才重新现身。

邬志辉针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深度剖析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极端重要地位,二是提升中小学教师队伍学历层次与培养质量,三是深化中小学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四是提高待遇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光绪二十八年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创刊。在梁启超主办的前七期里,只刊载过《俄皇宫中之人鬼》《毒药案》《白丝线记》三篇短篇翻译小说与文言小说《唐生》,自创通俗短篇小说则是一篇也无;该刊向社会征稿,也明确要求“章回小说在十数回以上”,短篇小说显然未入其眼界。稍后创刊的《绣像小说》共出版七十二期,同样也不刊载自创的短篇小说。直到日报刊载小说成为流行现象,通俗短篇小说才重新受到人们关注。

邬志辉指出,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年来,教师队伍建设的成绩巨大、令人瞩目,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基点和重点问题不断得以解决或缓解,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起步还相对较晚、经验还相对不足,面对新时期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挑战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亟待提高。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日报刊载小说始于《申报》,它在同治十一年创刊伊始就接连刊载三篇翻译小说,随后又紧急刹车。报载小说是全新的传播方式,它的猛然出现,一时无法与中国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相融合,更何况刊载外来的翻译小说。《沪报》是刊载小说的第二家日报,它在光绪八年创刊后三周,就开始连载《野叟曝言》,一直持续了两年半。当时这部作品售价每部六元,《沪报》是每日随报附送不收分文,且以书版格式刊印,便于读者自行装订成册。小说连载以来,“购者踵趾相接”,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消除了读者对新传播方式的抵触心理。此后,沪报又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作品,都受到读者欢迎。

讲座结束后,邬志辉与学院骨干教师就国家级项目申报、学科建设等主题进行深入的交流,耐心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乾隆三十九年,姚鼐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大众接受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但此时中国近代新闻业刚起步不久,直到戊戌变法后,日报才渐多,而办报者发现“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后,报载小说便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起初,各家都连载长篇小说,既有大众习惯阅读的本土创作,又有一些翻译小说。这么多家日报以及刊物都要刊载小说,创作或翻译者毕竟有限,一时间稿源便成了大问题。大家习惯的长篇连载也出现了麻烦。得益于印刷业近代化改造,小说单行本的出版快捷且价格较低廉,早年《沪报》连载有单行本的做法已不可复制。报社的应对策略是约定几个名家供稿,而作者有限且又诸事缠身,艰于腾挪,这便导致了写一段,报纸第二日登一段的模式逐渐形成。但作者的供稿常因生病或外出一类事断档,暂停时间久了或发生频率太频繁,甚至连载中断后再也不见下文,这些都会招致读者不满,从而影响报纸销路。如果有批短篇小说在手,连载暂停时便可顶替,或者干脆以短篇为主,长篇连载辅之,那么读者的不满多少可得到化解。也就是说,因形势逼迫,短篇小说将应时而生。

(教育学院 朱 珂 谢青青)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一个偶然事件使设想付诸实践。《时报》自创刊就连载陈景韩翻译的《伯爵与美人》,他东赴日本,临行前多翻译了一批供自己外出时连载。可是他走后,《伯爵与美人》的未刊稿居然找不到了,作品连载暂停了三个月。其间,陈景韩从日本寄来短篇小说《马贼》以救急,《时报》又接连刊载了《中间人》《张天师》等短篇小说,填补连载暂停时的空白。由于读者习惯的是长篇小说连载,《时报》刊载《马贼》时特地刊载广告解释,“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读者不必见怪,那篇小说篇幅虽短,却同样“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有趣味”。该报继而进一步向社会征集这类稿件:“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自此,《时报》开启了向社会征集短篇小说的序幕。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展现出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

《时报》向社会征稿,特别是征集短篇小说的举措便引起连锁反应。当时的很多报纸先后加入了向社会征集小说稿件的行列。可能《笑林报》稿件短缺的危机尤甚,心情也更迫切,竟在一周内两次刊载征文启事,第一次明确地“征短篇小说”,第二次则说“本馆征求时事、言情及各种小说”;《天铎报》开列的征集范围是:“种类: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同时还要求“文俗夹写,毋取高深”,以适应大众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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